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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烂熟于心，但身临其境抵达褒禅山却是迟而又迟的事。

2025年，我为了潜心写作《山谷流泉摩崖石刻左行书现象》，到过安徽天柱山下的山谷流泉，观摩那里留下的大量摩崖石刻。宋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九月十六日，王安石调任舒州通判，初来乍到就有一次迫不及待的拥火游，其事刻在石崖上：

皇祐三年九月十六日，自州之太湖过寺宿，与道人文铣、弟安国拥火游，见李翱习之书，坐听泉久之，明日复游刻习之书后。临川王安石。

李翱(772～841)，字习之，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曾任庐州刺史。唐时庐州和王安石任通判时的舒州辖区有重叠之域，李翱和王安石先后来到舒州天柱山脚下的山谷流泉，先来者李翱摩崖刻字，后到者王安石见字如面，隔空对话，故将题记“刻习之书后”。此游王安石有诗同铭石上：

水冷泠而北出，

山靡靡以旁围。

欲穷源而不得，

竟怅望以空归。

王安石这一游或因夜深，或因火尽，落得一个“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的结局。这桩憾事让我想到他在《游褒禅山记》中所表露的抱憾之情。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王安石从舒州通判任上辞职，回家探亲途中游览和州的褒禅山，留下散文名篇《游褒禅山记》。

时隔三年，王安石两次记游，相同的情绪在字里行间显现，可比之处不少。摩崖石刻记载游览时的情景是“与道人文铣、弟安国拥火游”；游后的心情是“竟怅望以空归”；落款为“临川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记游华阳洞也是“拥火以入”；同游者甚至包含有三年前的故人，游后的心情是“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落款“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相同的心境，触景生情于两处，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便想去看看另一处，触摸事情的另一端。

某日，在含山游览昭关之后，到达毗邻的褒禅山。褒禅山因褒禅寺而名，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开宗明义做了考证：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

驻足瞻望，褒禅寺在竹木葳蕤里，黄墙红瓦之内挤着纷纷出墙的修竹和树木。寺门巍峨，台阶陡峭，如泰山十八盘一般挺立通天。寺在仰视之巅处隐约，在尘世之外，可望而不可即。

望而却步中便游华阳洞，王安石当年在《游褒禅山记》中说：

……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

今之华阳洞有奇无险，感觉离慧空禅院也不足五里。王安石所言前洞后洞如今早已贯通一气。洞穴之中，灯光魔幻，照彻洞宇，行走少坎坷，攀爬无碍，通途坦荡，全无王安石当年游洞时的艰难。

当年王安石一行因惧怕火把燃烧不足，游览华阳洞半途而废：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

客观条件并未山穷水尽：“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所以，带来的后悔程度就会更深：“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王安石在褒禅山未能尽兴的感慨与其三年前在舒州游山谷流泉时未得穷源所留下的遗憾是相同的。

或许正是游山谷流泉和褒禅山华阳洞退缩的教训，让王安石坚定了后来变法的决心：“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功成不必在我”是胸怀与境界，“功成必定有我”体现的是责任与担当。